每天,数以亿计的内容在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中形成信息流,用户沉浸其中,花大量时间阅读、评论或分享。

这些信息中,有的关乎“无穷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”,因为重要而获得了人们的关注,也因为关注而变得更重要。

有的则是营销广告、虚假内容、垃圾信息,甚至是争吵谩骂,它们出现在人们眼前,来源和真伪都难以分辨。不管是哪一种信息,如此庞大的体量都会是对人类注意力极限的挑战。

本期全媒派(ID:quanmeipai)试图探讨在堆积如山的信息生活中,人们如何处理这种无休无止的信息打扰。

一、未知让人恐惧,全知让人焦虑

人们对信息的渴望自古有之。从洞穴里古老的壁画者,到沟通天人的巫师,远古社会掌握信息的人,通常都被视为领袖,获得尊重和声望。

这些人是信息的“把关人”,也是神的代言人或“天意”的传播者,他们分享着虚虚实实的信息,填补着人群对信息的渴望。与此同时,人群内部也会借助信息交流,进行资源分享、自我保护和建立社交关系,进而达成共识和认同,形成团结牢固的群体。

随着媒介技术发展,信息在龟甲羊皮、竹简纸张、书籍报纸以及广播电视中保存和传播。时至今日,互联网技术让信息传播更为便捷,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大量产出信息:我们每天都会产生5亿条推文、2940亿封电子邮件、400万GB的Facebook数据、650亿条WhatsApp消息和72万个小时的YouTube新视频。[1]

毫不夸张地说,一天24小时,除了睡眠中潜意识的脑神经信息处理,或许我们有15个小时以上,都在和社交媒体中不断涌现的信息打交道。

这些信息依照社交媒体属性的不同,可以大致分为熟人信息和陌生人信息。前者出现在QQ、微信、钉钉、Facebook等主打熟人社交的软件,包括工作交流或生活沟通等,后者则出现在以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、Twitter等侧重于陌生人社交的平台,呈现出五彩斑斓的“外面的世界”。

当然,除了以上两类主要信息,社交媒体中还存在着许多虚假信息、营销信息等,它们往往混杂在信息流里,需要用户去特别辨认。

如今,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在社交媒体中得到了充分满足。信息的好坏,似乎不再有固定标准,一切都变成了“我”的主观体验:什么对“我”有用,什么“我”不感兴趣。

然而,值得注意的现象是,为什么关注得越多,收到的信息越多,我们就越感到紧张和压力呢?

这是因为:未知让人恐惧,全知让人焦虑。

直观而言,网络技术进步和社交媒体发展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信息,增强交互促进协同。然而,事实并非如此,面对未知,人们会感到恐惧,担心错过热点资讯而失去某些发展机会,甚至是遭遇生存危机。

这种对信息错失引发的恐惧感,被学者称为“Fear Of Missing Out”,简称“FOMO”,意指人们从原先害怕信息不足,转变为恐惧错过信息。数据显示,现代人每过6.5分钟就会看一次手机,一天看150次。[2]

想像一下我们自己,是否也曾幻听过微信语音的提示音,以及不断抬起手机等屏幕亮起以确认是否有新的消息。

与“信息错失恐惧”对应的,则是“信息疲劳”,指面对全知,我们不得不承受信息过剩造成的倦怠和焦虑。韩炳哲在《在群中》提及“信息疲劳综合症”(Information Fatigue Syndrome,简称“IFS”),主要表现是“分析能力不断下降,无法集中注意力,普遍焦虑,或者失去承担责任的能力”。

他对信息过载进一步批判,认为“从某个临界点开始,信息不再能给我们带来资讯,而只会让事物变畸形;交流不再能带来沟通,而只是单纯的叠加。”[3]

在社交媒体信息堆积如山的背景下,不管是恐惧于信息错失,还是焦虑于信息过载,都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的病症,给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上带来改变。

心理学教授拉里·D·罗森认为,当人们查看完手机再放下之后,肾上腺会分泌皮质醇。少量皮质醇是有益的,但太多则会让人变得焦虑。减轻焦虑的唯一方式就是再次查看手机。[4]

更有意思的是,我们既是这些信息的消费者,也同样是信息的生产者。这像是蒂姆·丹特对物质文化批判的变奏,“我们塑造我们创建的事物,然后由它们塑造我们。”

应用到信息的传播上,即“我们创造信息,然后信息改造我们”。

二、从逃离现实到逃离互联网

第48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,截至2021年6月,我国网民规模达10.11亿。过去,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逃离现实。现在,互联网仿佛成为我们新的栖息地,那些“逃离互联网”的轶闻开始层出不穷。

是否曾有过这种时刻:信息流无穷无尽,不断切割着时间,注意力和知识体系都变得碎片化,正要决定放下手机,认真观看一部好电影,一个信息推送的手机震动,就让这一切泡汤了。

而且,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信息也许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和迫切性,它们就像过去的无意义的噪音、广告传单、骚扰短信或垃圾邮件,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不断在人们面前复现。

很多社交媒体都以“个性化推荐”为特色,并根据用户画像进行广告的定向推送,但这又成为一个双刃剑:过多的同质化内容让用户进入“过滤泡泡”,缺乏信息的“杂食性”,一旦关闭这一功能又会陷入更多混乱的信息中。为此,个人、终端、平台或监管侧都出于不同目的实施了管理举措。

个人层面,不少人都通过牺牲便捷性来换取喘息的机会,比如关闭提醒、禁止推送甚至卸载应用。或者是从某些APP的国内版转为使用国际版,那里的广告和垃圾信息推送似乎要少的很多。还有人选择在特定时间集中处理未读信息,减少被信息不断骚扰分散注意力。

终端层面,很多手机都增加了“限制APP使用时长”的功能,帮助用户“断网”。以苹果系统为例,“APP限额”允许用户为APP设置时间限额,超出使用时长后,APP便无法使用(除非用户输入密码)。不过,这种“断网”功能的实现还是要取决于用户的主观意志。

现代人每天会看150次手机?过剩的信息究竟是如何引人焦虑的?

苹果系统的“限制APP使用时长”功能

平台层面,某些社交媒体根据用户需求,提供了信息筛选功能,过滤掉重复信息、无效信息、虚假信息,或者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信息。

比如,微博提供了消息分组功能,可以只看到关注用户的信息,还允许通过屏蔽或加入黑名单的方式,不再接收特定信息。微博平台还会对违背社区公约的有害账户进行禁言、关闭等处置。

日前,Twitter宣布了一项被称为“安全模式”的测试功能,可以帮助用户暂时自动阻止发送有害或辱骂性推文的帐户,减少因为信息泛滥对用户造成的骚扰。[5]

现代人每天会看150次手机?过剩的信息究竟是如何引人焦虑的?

微博平台会对微博评论进行筛选。图片来源:微博@新华社

但是,社交媒体对信息的筛选一方面存在技术局限性,会因为无法完全做到对信息内容的辨认,导致信息误删或遗漏。一方面也和其商业逻辑相悖,社交媒体更希望通过收割更多用户的注意力,来转化为广告收入。

当信息出现节制倾向,也就意味着用户可能会因为“投喂”不足而逐渐流失。同时,越复杂严格的信息筛选,也意味着越大的人力和财力投入,这都会影响其整体收入。

此外,某些社交媒体以不监控用户、不审核内容为宗旨,这也会成为其不愿强化信息筛选的理由。

监管层面,欧盟委员会于2011年和2018年相继发布了《欧盟更安全的社交网络原则》《应对在线不当信息:欧洲的方法》和《不当信息行为准则》,行为准则适用于在线平台、社交网络、广告商和广告企业应对不当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在线传播。

德国也于2018年1月1日实施《社交媒体管理法》,针对网络上的“仇恨、煽动性言论以及虚假新闻内容”,对在德国境内提供内容服务的社交平台提出了严格的监管要求。

我国国家网信办先后发布了《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》《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《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《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》等相关政策法规,要求服务提供者落实主体责任,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,要求用户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,加强对其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等。[6]

去年,工信部开展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,对“设置障碍、频繁骚扰用户”“欺骗误导用户”“应用分发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”等问题进行集中排查,要求通报APP整改。

今年7月开始,工信部决定开展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。其中,在侵害用户权益方面,重点整治应用软件启动弹窗欺骗误导用户、强制提供个性化服务等问题,包括弹窗整屏为跳转链接、定向推送时提供虚假关闭按钮等场景。

现代人每天会看150次手机?过剩的信息究竟是如何引人焦虑的?

图片来源:工信微报

三、绝对理想化的信息空间,可能是怎样的?

尽管以上举措都在努力帮助用户解决信息过载的问题,但是效果并不尽如预期。那些信息仍然会冷不丁地进入我们的视线,成为社交媒体中不太和谐的音符。

不考虑平台能否实现,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一个更为理想化的信息空间?

比如,完全封锁各种“机器人”“僵尸号”或“智能水军”。这些披着正常外衣的工具帐户,大多会盗取其他用户的内容,模拟成一个真实的人以躲避系统监控。

它们会出于商业目的,机械化地发布、评论、转发特定内容,营造出影响力的幻觉,但实际上只是流量数据里的造假“水分”。早在2017年,《北京青年报》就报道过,全球10万个域名网站访问记录中,约52%的互联网流量来自“自动化程序”,即机器人。[7]

关闭这类账户,也许会让整个互联网的信息体量“缩水”,这至少有益于减少重复信息,也可以帮助我们利用真实数据来判断,那些把微博服务器一次次压垮的劲爆信息,是否真的值得登上热搜。

再如,取消社交媒体的点赞功能。这一功能最初由社交媒体FriendFeed发明,后被Facebook应用并发扬光大。

如今大多数社交媒体都提供了点赞功能,以小红书为例,除了用户发布内容允许点赞,其他用户的评论也允许点赞。它既满足了用户对“被看见”和“被认可”的心理,也强化了用户的参与感,还成为广告商衡量账号受欢迎程度的指标之一,用于广告投放和效果监测。

但是,点赞很容易被前文提到的“水军”造假。

取消点赞功能,或许可以成为帮助用户消除“信息疲劳“的第一步,降低用户对各类信息的“参与式”再传播,也有利于减少社交媒体上的“顶我上去”式的极端化站队。

最后,回到用户自身,社交媒体解决的是信息的迫切性,但不解决信息的价值性。

作为信息的生产者,人们要学会保护个人隐私,减少不必要的信息发布。而作为信息的消费者,也许应该尝试着找回长阅读、长内容消费的习惯和兴趣,主动把失去的注意力找回来,也算是治疗“信息错失”和“信息疲劳”的一种手段。

也许,一出生就泡在互联网信息环境里的人,最终会成为信息游牧民,把社交媒体作为信息采集的工具,进化出新的适应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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